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杏耀网页登录_牛年伊始 四川将启动三星堆、宝墩、江口沉银、罗家坝等遗址发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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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牛年伊始 四川将启动三星堆、宝墩、江口沉银、罗家坝等遗址发掘

  数万年以前,四川广袤的土地上有无人类在此生存?

  骁勇善战的巴人,究竟是从鄂西迁至川东地区还是另有路径?

  三星堆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青铜文明,却为何要把国之重器埋入地底?

  ……四川这块土地上有太多未解之谜,而这一切,有望在今天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找到答案。

  记者近日从省文物局了解到,牛年伊始,我省将展开全省文物资源的系统调查和发掘。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、成都文物考古院等科研单位的学者除了对旧石器、新石器时代等遗址以及蜀道、川渝古道等文化线路遗存进行系统性普查以外,还将对三星堆遗址、宝墩遗址、城坝遗址、江口古战场遗址等进行发掘,更好认识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,实证巴蜀文化对中华文化的独特贡献。

  □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

  A

  数十万年前的四川

  人类择何处而居?

  最近一年来,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(以下简称“省考古院”)的考古人员一直在焦急等待一个消息――一块石头的测年。两年前,他们在甘孜发现了手斧等旧石器时代遗存。如果能够了解手斧的大致年代,便能推测甘孜这片土地上,大约多少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此生存繁衍。

  全面展开四川地区旧石器遗址的普查,是今年四川考古的重点之一。当北京发现山顶洞人,云南发现元谋人,陕西、贵州等邻近省份近几十年也发现了较多旧石器时代遗存,在历时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前的四川,人类择何处而居?

  2018年以前,四川能说起的旧石器文化,不过是资阳人遗址等寥寥几个。幅员广阔的四川,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在此生存繁衍了吗?他们又在哪些地方留下过蛛丝马迹?近年来,省考古院为首的科研单位开启系列调查,在全省各地频有重要发现。

  2019年起,考古人员在川西高原发现旧石器地点40余处。这是四川地区首次发现大规模的旧石器地点群。在如此高海拔的区域,旧石器遗址分布广、内涵丰富,尤其找到了手斧在内的重要遗存,让考古人员欣喜不已。

  手斧,是一种史前人类使用的具有标志性的打制石器。然而上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的理论,却认为在过去两百万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,非洲、欧洲和西亚的灵巧直立人能够打造手斧等两面打制的工具,而亚洲兄弟则缺少这样的能力。因此,半个多世纪以来,西方考古学界一直认为:东方的早期人类文化远远落后于西方。

  省考古院旧石器研究室负责人郑�葱�说,最近几十年来,广西百色、陕西洛南等地发现的手斧等重要考古成果,用事实动摇了这一歧视性理论。在甘孜的地层中发现手斧后,很快取样送往北京大学进行光释光测年。相关工作将为研究东亚手斧的分布与源流,以及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演化等国际重大学术问题提供重要线索。

  2020年,考古人员在川北的广元、川中的眉山及川南的宜宾均有新的发现,填补了相关区域无明确旧石器时代遗存的空白。“说明四川地区早期人类演化图景远比以往的认知复杂多样。”郑�葱�说,今年调查范围还将继续扩大,尤其针对洞穴遗址展开调查,并计划对部分重要遗址展开考古发掘。

  重新认识巴文化

  《华阳国志》记载可能有误?

  春节过后,达州宣汉罗家坝遗址的发掘将再度开启。2020年,考古人员在这里的8座战国墓葬中发现了龟甲,可能与巴族贵族流行的占卜活动有关。今年,针对罗家坝、城坝两处重要的巴文化遗址,相关考古发掘还将再度进行。

  在省考古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卫东看来,今年即将展开的嘉陵江上游调查和发掘可能更为重要。因为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:古代巴人或许并非像《华阳国志》所言,由鄂西清江流域沿长江溯流而上在川东定居;相反,巴人极可能是从长江上游往下在迁徙。这一颠覆认知的论断,需要考古来证明。

  自1999年起,省考古院在罗家坝和城坝进行了多次发掘。罗家坝战国墓群的发现,曾让它与成都金沙遗址、商业街船棺葬遗址一起,并称为“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古巴蜀文化的三颗璀璨明珠”。此后,罗家坝遗址不断发现高等级墓葬,出土文物丰厚。而渠县城坝遗址,除了同样发现了高等级的巴人墓葬以外,还在2017年发现了宕渠城遗址。这是巴人分支�z人的最后栖息之地,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与�z人有关的城址。

  然而,究竟巴从哪里来?历史记载,古代巴人起源于鄂西地区,后来才迁徙到峡江地区。战国以后,巴国数次迁都,从长江至嘉陵江,最后才到阆中。

  最近几年,考古人员在罗家坝、城坝发现了大量墓葬,但年代均相对较晚,最早也不过战国早期。当他们将目光转向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时,却有更加振奋人心的发现。在南充和广安两地,一举发现了100多处可能与巴文化有关的遗址,其年代涵盖新石器时代至商周。陈卫东说:“巴国从诞生到灭亡的过程,秘密可能就在这些遗址中。”今年,针对嘉陵江流域及渠江流域的考古调查和罗家坝、城坝遗址的考古发掘将同步展开。考古人员认为,如果嘉陵江上游的巴文化遗址年代更早,那么巴国的重心,可能存在从嘉陵江向长江转移的过程,而这与《华阳国志》等文献的记载相反。如果推测最终获得考古材料证实,将是一个颠覆性的发现。

  C

  城市考古相继展开

  成都平原还有哪些故事?

  对古蜀文明的更多认识,有望伴随三星堆遗址、宝墩遗址的新一轮发掘愈加清晰。

  2020年,三星堆一举发现了6个新的祭祀坑,引发学术界强烈关注。去年10月,3号祭祀坑正式启动发掘,其他几个祭祀坑的发掘则将在今年相继展开。

  省考古院三星堆工作站副站长冉宏林表示,“如果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和1986年出土的一、二号祭祀坑一样出土丰富文物,并且不同祭祀坑的年代各不相同,就能说明这8个坑的确是古蜀国不同时期的祭祀行为。他们每隔一个时期,就将国之重器埋入地下,不仅证明古蜀国作为神权国家对祭祀的热衷,更能证明古蜀王国的国力昌盛;反之,如果所有祭祀坑是在同一时期集中掩埋,可能就是遭遇了某种重大变故,对于了解三星堆为何迁都有重要作用。”

  与三星堆遥遥相望的新津宝墩遗址,27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面积仅次于浙江良渚古城和山西陶寺大城,年代比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更早。“然而这样一座规模恢宏的古城,并且拥有格局规整的大型建筑,却一直没能找到更高等级的遗存。”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表示,今年的考古发掘,这将是一个重要方向。

  事实上,最近几年,考古人员已发现,四千多年前的宝墩与现在的一马平川并不一样,由低洼区域与台地交错。直到汉代及以后人们大量改土改田,当地区域才变得更加平坦。考古人员甚至还在城中心的最高处发现了三座南北向的大房子遗迹,这里既是宝墩古城的地理中心,也可能是文化中心……

  “宝墩古城面积如此巨大,一定是有领袖式人物出现的结果。”颜劲松说,今年宝墩将加大工作面积,争取发现与其匹配的相关文物。

  在成都,城市考古同样充满期待。唐代成都“中央公园”摩诃池、明代蜀王府等重大历史遗迹随着旧城改造在近年浮出水面。“不过我们还需要更加完整的古代成都拼图。”颜劲松说,随着城市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,秦汉以后成都各时期城市面貌的格局和变迁等课题将陆续开展,拼出一个更加丰满的成都。

  D

  重要遗址及文化线路调查

  打捞四川丰厚文化遗产

  四川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,中小石窟数量全国第一,数十座宋(蒙)元山城遗址是南宋军民殊死抗蒙的见证,这里还是三条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……对重要的遗址及文化线路进行调查,摸清全省文物资源家底,同样是今年的重要任务。

  全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已经开启,并即将在今年3月完成工作。

  “四川现有石窟寺及摩崖造像2600余处,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31处。广元石窟、安岳石窟、巴中南龛北龛等,都是中国唐宋时期石窟艺术的精华,也是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。”省考古院副院长姚军表示,此次全省石窟调查与以往文物普查有很大不同,强调专业性、规范性。不仅要普查分布情况和数量,更重要的还要对石窟寺的洞窟形制、窟内造像、彩塑、壁画、题记、碑刻铭文以及附属文物情况进行记录和评估,此外还要增加文物保存状况、安全防范等内容。

  宋(蒙)元山城遗址的调查同样将在今年全面展开。

  公元1235年,宋蒙战争打响。蒙古铁骑所到之处摧枯拉朽,却在四川受阻。南宋朝廷在此修筑起庞大的山城战略防御体系,拖住了蒙军长达半个世纪。据初步统计,四川现存古城仍有30余座。

  此次宋(蒙)元山城遗址调查,将对嘉陵江流域山城遗址进行全面调查,了解其规模及文物保存等相关情况。此外,针对全省境内的重点山城进行考古发掘。姚军说,著名的重庆合川钓鱼城,正在积极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。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背景下,重庆、四川的山城联合申遗成为可能。“四川山城众多,不可能全部纳入,我们需要对山城进行普查,再筛选出重要城址展开相应的考古发掘。”

  伴随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申遗准备工作铺开,道路相关遗存调查也在四川全面展开;川渝古道沿线文物调查,同样将为巴蜀文旅走廊建设提供基础材料。

  拂去历史尘埃,古老的四川正向我们走来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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